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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最高人民法院而言，当务之急应是密切关注下级法院的审查实践，总结审查经验，适时通过司法解释或者指导性案例等方式解决当前附带审查中暴露出来的诸多分歧。

例如，虽然学理上普遍认为，物权保护应当适用物权独有的保护方法，即物权请求权，但司法实践对于物权受侵害的情形多通过侵权法来保护，且现行物权法中就存在大量的侵权法规则。第二，规定相对人所应当负有的义务。

每一项人格权都具有其自身的作用或功能，这些权能不是单一的，各项权能的结合共同构成了人格权的内容。这首先需要人格权法对此作出明确规定，否则，让裁判者仅凭借隐私权这一抽象概念去判断相关行为是否构成侵权，也不符合编纂民法典便于裁判的目的。从人格权制度本身来看，其已经形成了自身完整的体系，一方面，人格权的类型体系已经十分丰富，形成了一般人格权+具体人格权的权利类型体系。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也可以考虑对此种救济方式作出规定。五是请求撤回、更正、修改、补充。

因此，实现权利法和侵权法的有效衔接，是全面保障私权的最佳方式。从消极保护到积极确权的发展过程表明，人格权与侵权法开始出现了相互区分的发展趋势，二者是相互衔接、相辅相成的。[5]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除宪法外，只有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港澳基本法规定了序言，这是否意味着法律序言与特别的地方自治制度间存在某种关联？当然，囿于旨趣，笔者于本文中仅提出这种假设，不作进一步探讨。

进入专题： 民族区域自治 地方组织法 。[65] 其次，作为重要路径，应进一步加强法律解释工作，将既有规范资源用足、用好、用活，其效用主要集中在如下四点。又其次，作为改革抓手，应着力推进自治区自治条例的制定。[73]至于自治区的观望情绪和积极性调动的问题，则须寄希望于中央依据我国《宪法》3条第4款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规定的充分实施以及优化其与自治区关系的法治理念的主动作为。

[49]第一，规范畛域较为模糊。[59]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当自治成为一种制度选择的时候，一个社会首先应该反省的，不是要给少数民族群体多大的自治权，而是社会本身是否在这些问题上有更大范畴内的合理而有效的解决机制。

参见罗豪才、宋功德：《软法亦法：公共治理呼唤软法之治》，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83页。笔者的基本判断是，在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的语境中，传统上被视为核心规范的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充其量仅能算作半部央地关系法，而这一认知亦将成为本文框架中我国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法制化建设进一步完善的逻辑起点。[53]纵观目前大多数的自治条例文本，其均将自治权问题进一步拆分，分解为若干章节进行规制，在精细化程度上远非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三章可比。[66]参见前注[46]，卡尔·拉伦茨书，第177-178页。

[55]向巴平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会员会第十八届会议上)， http://www. npc. gov. cn/npc/xinwen/2015-12/22/content_1955659. htm,2016年12月9日访问。该法第7条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要把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积极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交给的各项任务的规定。第二，核心法特征导致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无法全面观照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的各项制度细节。参见郑毅：《对新〈立法法〉地方立法权改革的冷思考》，《行政论坛》2015年第7期。

该法序言第六段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是实施宪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法律。[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概念与法效力》，王鹏翔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89页。

[71] 再次，作为努力方向，应推动既有法律规范的修改完善以回应现实法治需求。中国虽是单一制国家，[1]但在央地关系的类型上呈现多元化特征，这是由我国地方类型的多元化所决定的：一是一般地方，即所谓的省(市)、市、区(县、旗)、乡(民族乡、镇、苏木)，其依据为我国《宪法》30条。

该法第8条上级国家机关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并且依据民族自治地方的特点和需要，努力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规定，等等。总之，该法第20条的执行不应与行政简单等同。现行我国宪法对于台湾问题的规范阐释主要有两处，一是序言第九段，系直接条款。[7] 作为中央立法层面的核心调整规范，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核心法律规范。[9]李宝奇：《民族区域自治法学》，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53-55页。郑毅，法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基于此类问题的普遍性、一般性，无法借由针对特定类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律规范实现全面、深入、充分的规制，只能寄望于中央与地方关系基本法律来解决。现行我国宪法以国家替代上级国家机关提法的原因虽然暂且不详，但国家在内涵上更趋近于(而非完全等于)中央是显而易见的。

[74]参见前注[58]，郑毅文。我国宪法的这一规定，通过简单叠加的逻辑在地方事权层面将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关系和中央与一般地方的关系进行了初步关联。

[54]例如，笔者曾对既有的25个自治州自治条例中的协商民主条款进行分析，发现存在此类条款的21部自治条例均在不同程度上照搬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51条。[20]无怪乎有学者在探讨上级国家机关这一重要内涵时，仅仅聚焦于所管辖区域内有民族自治地方的各级人民政府，进而诱发对制度实践的重大误解。

此外，即便是关于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关系的调整，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形式上相对规模化的条款集群亦未提供足够完整的解决方案。在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制度层面，以港、澳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代表。其中的自治法规即自治条例与单行条例的合称。三是特别行政区，即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其依据为我国《宪法》31条。

其二，逻辑上，与其他类型央地关系进行深入比较往往更能够凸显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的核心特征，这种比较的逻辑亦是学者进行相关问题研究的常用进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8条上级国家机关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的规定，恰恰说明民族自治地方作为一种(级)相对独立的地方类型与中央直接发生央地关系的可能性。

参见熊文钊主编：《大国地方：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5-116页。[58]参见郑毅：《驳以自治区单行条例替代自治条例论——兼议自治区自治条例的困境与对策》，《广西民族研究》2014年第3期。

这既彰显了其由全国人大(而非其常委会)通过的特殊地位，也预设了其与其他法律中相关条款的统领—配合关系。其二，该法第8条规定的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的15项职权和第44条规定的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14项职权亦差异明显。

第三，自治法特征导致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无法有效地对上级(包括中央)国家机关的事权配置予以全面、深入地规制。[30] 第五，中央立法的性质导致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无法对中央与三级民族自治地方各自的具象关系作出针对性规制。中央与一般地方关系法律规范的亟待整合与央地关系基本法的阙如，共同构成了制定《中央与地方关系法》的实践基础。第一，并非所有民族自治地方均出台了自治条例，五个自治区以及新疆的5个自治州和6个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尚付阙如。

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4条第1款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行使宪法第三章第五节规定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依照宪法和本法以及其他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根据本地方的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政策。笔者以为，目前另一半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法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六个方面。

[26]现在看来，笔者之前提出的对策建议有些过于简单化。此外，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45条关于环境保护自治权问题的规定，也存在照搬我国《宪法》26条之嫌。

例如，对于在多数情况下构成这类关系的重要主体即上级国家机关，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虽然提及了21次之多，但从未明确其具体的内涵指向，更遑论对上级国家机关与宪法上国家表述的内涵关系、民族自治地方的政府是否构成其组成部门的上级国家机关等细化问题的阐释。[25][英]约瑟夫·拉兹：《实践理性与规范》，朱学平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180页。